按照現行的《大氣污染防治法》，最高處罰金額是針對造成嚴重空氣污染事故的，“最高不超過50萬元”，不足以震懾違法排污者。在大氣法修訂中，如何扭轉“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是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焦點。
        比較美國《清潔空氣法》，中國的《大氣污染防治法》缺乏剛性約束。美國法律規定，對違規排污者實行“按日計罰”，每天的違法處罰上限可以高達2.5萬美元，或者處以5年之內的監禁，可以兩者兼有；如果重犯，則加倍處罰。對捏造、篡改排污數據的，處以罰款或兩年之內監禁。對因疏忽而排放有害氣體的，則處以100萬美元的罰款，或15年之內的監禁。東莞環保相關人士介紹而中國的大氣法規定，對違規排污者，處以1萬元至10萬元的罰款，而且是一次性的。對其他違法行為，大多數罰款也就是2萬元或5萬元。對造成大氣污染事故的最高罰款也不過50萬元。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的法律過于‘仁慈’，不足以震懾違法排污者，也使得‘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長期難以得到扭轉。
       相關部門專家認為罰款不應該有上限，應該按照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和違法違規的程度和時間，按日或按時計罰，要把累計效應罰出來。楊朝飛認為，修訂大氣法，解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有幾個原則要遵循：一是針對超標排污企業，所征收的環境稅費一定要高于其治理成本，稅費不高于治理的成本，企業在治理污染上是沒有積極性的；二是環境損害必須要賠償，這種責任是終身的不可推卸的，日本發生水俁病已經50年了，排污的企業到現在還在賠償；三是必須沒收違法者的非法所得，污染環境那部分的非法所得通過計算要全部沒收，讓違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傾家蕩產；四是要借助司法的力量、嚴懲主觀惡意的違法行為，對私排偷排的行為要作為法律嚴懲的對象，對責任人應該刑事拘留或判刑。楊朝飛還建議，處罰一定要“罰單位和罰個人并重”。很多的環保法律法規，對造成污染事故、偷排漏排的污染企業，都是罰單位，沒有罰個人。在《水污染防治法》中對處罰個人有了一個突破，規定對于個人的罰款不超過其年收入的50%。《大氣污染防治法》一方面要繼承《水污染防治法》的“罰單位和罰個人并重”，另一方面要突破水污染防治法的50%的比例，比如罰到讓責任人一年沒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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