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干政策措施》日前正式印發。這是繼2005年“非公經濟36條”、2010年“民間投資36條”、2014年“鼓勵社會投資39條”之后，民間投資領域的又一次重大政策利好。

　　這個被稱為“民間投資26條”的文件的出臺，恰逢民間投資處于止跌企穩的關鍵節點，干貨多、成色足、指向精準，其意義不言而喻。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的持續回落，引發了社會各方的廣泛關注。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從2015年的10.1%逐月下滑至2.8%。多方努力下，8月份民間投資增速雖由負轉正，但其占全部投資的比重仍處于近年來的最低點。

　　新常態下，民間投資回落有一定合理性，但在新舊動能轉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際，提升民間投資信心，激發民間投資活力，顯得愈發重要和緊迫。新出臺的“民間投資26條”既立足于化解當前民間投資的低迷困境，也著眼于推動其持續健康發展。

　　真正放開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離不開完善的法律保障。此前，中央深改組通過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要求加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完善平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既傳遞了市場進一步開放的信息，又穩定了民間資本的投資預期，無疑是給廣大民營企業家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對于政府簡政放權與誠信建設的重視，讓“民間投資26條”更接地氣更加精準。比如在PPP上，新政明確要求“切實解決民企與國企公平競爭問題”，“加快推動相關立法工作，明確適用范圍、條件和程序，去除不合理門檻，保障各方的合法權益”;研究制定“地方政府償還欠款計劃”，督促地方政府制定分期償還拖欠企業的工程款、物資采購款、保證金等。

　　上述微觀層面的老問題若不能有效解決，就會堵上民間投資的“門路”，捆住擴大生產的“手腳”，擴大投資也就成了一句空話。換言之，無論是開放市場準入、完善產權保護，還是加強誠信建設，要實現從信心到黃金的轉變，關鍵在于加強政策的落實。

　　需要強調的是，從目前工業用電量、貨運量等先行指標來看，未來民間增速降幅將有所收窄，但短期內實現大幅提升的難度較大。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促進民間投資的回升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須繼續保持定力;另一方面，要積極利用民間投資回落形成的窗口期，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