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國有經濟將進入一個客觀的萎縮期，指望再依靠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來推動新一輪的國民經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

靠做大國企推動經濟已不可能

　　未來可能長達20年的時間里，我們可能進入了人口下行、工業化結束、城市化停頓、國有經濟萎縮和WTO動能殆盡五期疊加的對發展不利的階段，需要對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大的風險格局有個清醒的判斷和認識。

　　首先，過去人口長期和過度收縮，是未來經濟增長長期下行最基本的下拽力來源。由于1996年到2015年人口增長率曲線，以20年前人口增長決定20年后經濟增長定理看，1995到2000年的人口增長率從10.55‰急劇下降到7.58‰，下降了近4個千分點。按照我們回歸的預測，2016到2020年間GDP增長率下行存在著從7%下降到3%左右的人口收縮下拽壓力；而2001到2005年間，人口增長率又從6.95‰下降到了5.98‰，又使2021到2025年間的GDP增長存在著從3%下降到2%的人口收縮下拽壓力；由于2006到2015年間生育率在1.3左右，人口增長率在5‰左右，其中經濟主力人口處于長期嚴重收縮期，導致2026到2035年間，國民經濟存在著長期1.5%速度增長的下拽壓力。

　　其次，一定要認識到傳統工業化階段因經濟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縮，總體上在2015年左右已經結束，不可能再將其當做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前面已經分析，22到44歲人口是勞動力供給、購買住宅汽車、消費耐用品等等的主力人口，其突然收縮，導致了以住宅、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生產能力在2015年左右的過剩，引發了工業，特別是制造業許多行業的全面過剩。除非將這些過剩產能能大量地出口，并且在外擴大的市場需求，除了消化國內過剩產能外，還能大量地有余，才能延續出口替代和升級換代的工業化進程。

　　未來國內經濟，一方面需要去傳統工業化結束和經濟主力人口急劇收縮造成的過剩產能，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它本身又是一個直接下拽DGP增長速度的藥方；當然，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對制造業升級換代，這對GDP增長有推動的作用。如果改造升級、出口替代的力度小于產能被市場需求壓縮的力度，工業化因素的經濟增長仍然化下行；力量能平衡，提升的能力能替代一部分進口和出國購物，并能大規模出口而平衡傳統制造業產品競爭力的喪失，則會穩住，甚至加快工業化因素推動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從一般地對傳統工業進行提升看，能平衡產能過剩和失去出口競爭力造成的經濟增長下行，就已經是相當滿意的局面。而不可能成為翻轉經濟增長下行的動力來源。

　　再次，不可能指望城市化對國民經濟增長再有扭轉乾坤式的推動力量。前面我們分析，城市化本身有一個S型推進的規律，即開始時快速推進，中期時速度放緩，后期時速度遞減，甚至出現逆城市化。

　　中國城市化快速推進最好的時期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1978年時城市化水平不到18%。農村分田到戶和聯產承包后，對農民從事農業穩定了一段時間。但是，80年代中后期，農業小規模經濟與城鎮和東部的工業和服務業收益，相差越來越大。農民工人口開始流動。

　　如果當時能將農民耕地、宅地和林地等使用產權明確化和永佃化，可以有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繼承等權利，能使農村人口進城時可以用市場經濟的辦法退出農村和農業；另一方面，如果放開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戶籍管制，農民進城的住宅等成本較低，創業和就業空間較大，教育等公共服務財源可以在經濟增長、稅收增長加的基礎上，逐步進行解決。

　　但是，農村土地的不能經濟方式的退出，城鎮戶籍制度的管制，使雖然居住6個月以上城鎮人口比例在上升，但是，不是一種新進人口能夠市民化的城市化。我們失去了城市化快速推進的最佳時間。

　　而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前10年間，農村人口又因加入WTO，可以與外資進入、出口導向工業化加快互動，推進新一輪的城市化進程。但是，還是由于農村的土地產權和城鎮中的戶籍管制，又只是推進了6個月以上務工居住人口進入的城市化，還是沒能真正推進農村進入城鎮人口能夠市民化的城市化。城鄉人口、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和資源互動的有關體制，基本上還是沒有得到改革，我們又失去了一個快速推進城市化的機遇期。

　　而2012年后，雖然城市化的水平只有52.6%，似乎還在中期階段，但是，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已經進入了整個S過程的后期，邊際動能已經遞減。由于農村也實行了強制和時間較長的計劃生育，后續能夠出來向城鎮轉移的青年人口數量在減少，甚至枯竭；

　　農村中形成了6000萬的留守兒童，沒有能逐步地形成城鎮教育和撫養消費的群體。城鎮中能夠滿足近10億多人口居住的住宅存量已經嚴重過剩；由于收入水平和沒有的年輕時掌握駕駛技能等原因，農村的絕大部分老年人口和城鎮中的大部分老年人口不可能成為汽車的購買者；城市化水平還沒有到75%而發生的后期衰竭，使再用其進程中住宅、汽車等產業擴張加快經濟增長的前景，大打折扣。而大量城鎮務工農村人口相當部分還要回到農村；

　　大量農村老人沒有在青壯年時，沒有能夠本人進城市民化，或者沒有能夠老年時已經由子女帶入城市居住，而在農村進行養老。由于城鄉養老消費的差距，雖然國家和社會對農村老人的巨額養老成本得以減輕，但是，另一方面，從經濟增長看，卻是一種社會消費需求的巨額塌陷，成為增長需求乏力的重要原因。

　　而21世紀第二個10多年以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開始，對農民財產及其收益權的認可，使許多農村人口不愿意進入城鎮居民戶籍管理；城鎮居民因生態環境、交通擁擠、休閑養老等原因，向農村轉移。實際上，在中國沒有完成城市化過程的情況下，卻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端倪。

　　因此，對有的學者城市化將是未來國民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城市化水平從目前的56.1%（其中有3億左右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人口沒有真正市民化）到75%，還有15到20年8%以上高速增長的判斷，值得懷疑和商榷。

　　第四，未來國有經濟將進入一個客觀的萎縮期，指望再依靠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來推動新一輪的國民經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經討論，國有企業的體制成本很高，適宜于大規模、大資本、大生產的工業化階段生存和發展。傳統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的結束，使其失去了能夠生存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

　　而工業化階段的階段，整個國民經濟中，國有經濟下一步一個重要任務，是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動，消減鋼鐵、有色冶金、煤炭、建材等各方面的產能，并且市場可能要清除在工業化階段時風聲水起而現在和未來越來越多的僵尸企業，要消化它們形成的不良債務，還要分流和安置它們形成的結構性失業職工，并且其資產要進行破產清算、兼并重組等處理。是一個影響國民經濟增長的消極因素，而不是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正能量。

　　而新技術不斷出現，互聯網經濟發展，分步式能源的應用和擴展，創新頻率加快，生產個性和定制化，規模可能小型化，這使得體制成本太高、效率低下和對技術和市場變化反映遲鈍的國有企業組織形式，在新經濟中生存和發展困難。而在對外開放中，國有企業股權結構和治理形式，不利于走出去后道德風險和內部人控制難題的解決，可能出現決策失誤、巨額虧損、資產流失、走丟和走沒了的問題。

　　第五，進入了WTO改革開放動能消失殆盡的后期。我們前面分析過，21世紀初10年左右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其J型高速增長，是由加入TWO及其所推動的改革所啟動的。與其他因素引起的國民經濟增長一樣，其也一定會沿著先J型再到倒U型的S型軌跡變化，現在看來，其動能已經完全消失，甚至進入負動能階段。因為，一是WTO階段開始，外部制造業向中國梯度轉移，外資大舉進入，20年前的一波人口增長成為勞動力而轉移助力，出口有競爭力并強勁，成就了中國新世紀以來的高速度增長。

　　當年我們加入WTO時，主要放開的是制造業．經濟主力人口的收縮，傳統工業化的結束，城市化的停頓，使中國制造業產能突然過剩，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這使得當年進入中國的一些產業，對現有的企業和項目不再增加新的投資，一般也不再投資新的制造業項目；并開始從中國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縮小生產規模，甚至關停企業，撤離和轉移資金。因而，人口紅利、剩余勞動力利用與國外產業梯度向中國轉移相結合，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強勁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也進入尾聲，已經結束。

　　因此，對以上方面，需要有格局和趨勢性的分析，認清大勢，從全局和戰略性的思維方面加以應對。

　　(本文作者周天勇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